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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国历程（第3页）

丹戎巴葛老街丹戎巴葛路上有一片丹戎巴葛保留区，这里的建筑都颇有历史，一般为两层，也有不少三四层的，一层都有走廊，用来遮阳避雨，在潮湿多雨的新加坡，这种设计是相当好的。

日据时期

1942年2月，日军穿过柔佛海峡进入新加坡，从英军手中抢夺了这个小岛的控制权。从此，新加坡进入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段时期，许多华人惨遭杀害，人心惊惧不安，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腐败横行、物资极度短缺，以及战俘与劳工的悲惨命运，都将这个小岛拖入一场灰暗的泥泞之中。

香蕉票正面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文莱期间发行了这种10元面值的军用票。因为正面印有香蕉树图案，所以俗称“香蕉票。”

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岛上爆发了一次印度兵兵变，而镇压这次兵变主要依靠的是同盟国舰队的帮助，其中有两艘是日本舰队，所招募的临时警员多半也都是日本人。这次事件令日方惊异，他们看到了大英帝国内部联系的松散，也让各界认识到新加坡的安危要依赖日本的友情援助。自此之后，日本在新加坡扩大了影响力，发展了更多的商业活动。但这次兵变的真正教训，在27年后新加坡人才全部体会。

1941年12月8日，日军第一次出其不意地轰炸了新加坡，当时，整个小岛毫无准备，猝不及防中拉开了战争的序幕。新加坡是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南洋华侨的抗日中心，所以日本必须要拿下它，占据这里的航道，拔除这里的抗日力量。尽管英军也做了抵抗，并不断增派了联邦军队，但已失了先机，战斗力无法护卫这片属地，1942年2月，日军仅用了两个月便占领了新加坡。新加坡人甚至还没回过味来，就沦为了“战败国民”。为避免过多的伤亡，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宣布无条件投降，将近13万的英国军、澳大利亚军和印度兵成为日军的阶下囚。

日本人占领这里后，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意为南方之光。这个名字对新加坡人来说，都多少带着讽刺意味。之后，在接受投降的前14天，日军展开疯狂的“肃清”行动，以报复当地华侨和义勇军曾进行过的抗日活动。所有年龄在18～50岁的成年华人男性都被驱赶到“检证中心”挨个盘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空地上，没有水和食物，经受风吹雨淋和鞭笞。那些据说是抗日分子的都被抓出来送往监狱，但大部分被杀掉。他们有的被用船运到绝后岛（圣淘沙岛）附近被扔进海里，有的干脆被赶往海里用机枪扫射。据实际估算，在那两个星期里，被杀害的华人平民约有2.5万人。日本人本来希望华人自愿与之合作，以方便他们更好地管理这里，但“肃清”行动使这种可能性变成没有可能，大屠杀在华人心里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空袭过后的新加坡1942年初，日军空袭过后的城市冒起滚滚黑烟，不知又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日军对待战俘也相当残酷，拒绝变节的军官和士兵都被杀害或暴力折磨。1942年9月，约有1.5万名战俘被拉到广场上，日方要求每人签下一份绝不逃跑的保证书，但战俘们拒绝合作。他们被滞留在广场上三天三夜，几名逃跑者也被公开处决。这次事件不但没有打击战俘们的士气，反而让他们更加同仇敌忾。战俘营里除了暴力折磨，最悲惨、最困难的还是食物短缺，在被关押的第一年里，他们便被降低了食物配给量，能够参加艰苦的劳作那是更“幸运”的事，因为意味着能得到较多一点的食物。而在日据时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战俘们所得的口粮还不够塞牙缝，很多人都没能熬过那段时间。这些战俘病死、饿死无数，到后来还有一大批被拉去修泰缅那条“死亡铁路”，许多人又在这项苦差中送掉了性命。

相比于新加坡的马来人、欧亚人和印度人，日方对待华人更为严酷，无论是榨取钱财还是实施严刑峻法总是先对华人下手。在“肃清”行动之后，他们成立了华侨协会，向马来亚地区的华人索要5000万元的奉纳金。其中，新加坡要承担1000万元。日军将领山下奉文当初给出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钱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70多岁的著名华侨林文庆被迫担任华侨协会会长，并以他的名义去筹钱。

投降仪式后的双方代表团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之后，双方代表团走出大厦。

欢呼的人群1945年9月5日，面对重返新加坡的英国军队，人们发出了欢呼。人群的上方，英国国旗飘扬，这代表日军对新加坡的占领结束了。虽然英军受到了欢迎，但从此以后，英军在新加坡民众心中的威信大不如前。

在整个日据时期，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告密和私刑横行，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拥护英殖文化或反日，被宪兵队抓走进行严刑拷打。人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赚到钱便挥霍一空，因为不知道自己和全家明天会发生什么。随着物资的极度匮乏和日方滥发军票（代替英国的货币，俗称“香蕉票”），新加坡长期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不少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米价从1斤5元涨到5000元，城镇住宅的房子也翻了50～60倍。到后来，几乎每样东西都变成“黑市交易”，甚至连巴士车票、电影票等都要以黑市价格交易。到日据后期，大街上到处充斥着无用的军票，在日军投降日，许多人索性把军票当成冥纸烧给自己的先人。

日军统治期间，改变的不仅是这里的生活，还有人们的价值观。人们以往奉行的公正、善良都不能再作为生存下去的资本，见机行事成为人们看重的美德。一些非法贸易者和赌徒成为新富阶层，那些文员、教师等白领阶层则薪水微薄、处境艰难。这种价值观的改变甚至深深影响到日军投降之后的很多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日军的高压政策激发了新加坡人的创造才能，在工业上生产出许多替代性产品。比如用凤梨纤维制作的麻绳和缆绳，用木薯酿制的烈性酒，用竹子、凤梨叶和茅草造的纸，用橡胶油和汽油混合成机动车燃料，还有在战后仍广受欢迎的三轮车等，虽然这些替代性工业没能延续下来，但这反映了新加坡具备进行现代工业化的潜力。虽然备受压迫，华人仍旧是这里的经济支柱，他们依靠互助合作和极广的人脉在最艰难的时境也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

1945年8月，日军终于投降，结束了他们残酷又失败的统治，但留下的是一个疾病横行、食不果腹、居住条件拥挤的破败的新加坡。在日军投降、英军未到的一个月里，这里异常混乱，汉奸遭到清算，许多公共设施被破坏。人们等待着英军能降下“甘霖”救民于水火，但这场期盼的实现也许任重而道远。

日军战犯山下奉文

山下奉文出生于1885年，是日本著名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山下奉文参与了多次对华战争，屠杀了不少中国军民。他曾全面指挥对新加坡的战争，一举从英军手中拿下了新加坡及整个马来半岛，被称为“马来之虎”。英军总司令白思华被迫率部投降。1945年，日军战败，负责菲律宾防务的山下奉文向美军投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被释放的白思华也参加了这场受降仪式。之后，他成为第一个被美军审判的日本战犯，在1946年被处以绞刑。

迈向自治

日军撤离后，新加坡重回英国的“怀抱”，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无法再恢复到战前状态。新加坡人失去了旧日那种对英国保护能力的无条件的信任，加上马来亚共产党的活动，英方对新加坡的新定位，新加坡利益的诉求，尤其是粮食短缺的问题长时期得不到解决，使彼此之间激化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于是，在矛盾共存中，在殖民当局的推动下，新加坡一步步迈向了自治。

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新加坡的印度儿童。

日军投降一个月后，英军才赶到新加坡，尽管胜利的光环仍闪耀在英国国旗上，尽管这里的人民都诚心诚意地欢迎英国政权的回归，但昔日的荣光似乎已经不再。对大多数百姓来说，找到工作，有房子住，解决口粮问题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但是英军接管这里之后，饥荒与物资短缺并没有结束，人们对英政府的希望转化为了失望。

1946年4月，英国军管统治结束。海峡殖民地解散，槟榔屿和马六甲等地正式成立马来亚联盟，而新加坡作为一块王室殖民地被单立出来，由英国总督管理。尽管如此，新加坡和马来亚联盟之间还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人也对新加坡被单立出来表示不满。当时，因为食物的短缺，马来人民族情绪的泛起，马来亚共产党带领劳工们发动了几次罢工浪潮，新加坡政局面临着重重困境。直到1948年，随着经济的复苏，新加坡才终结了粮食短缺的艰难状况。

在解放后的头两年里，总督一直在咨政委员会的协助下治理新加坡。虽然该委员会没有决策权，但也分化了总督的权力。1947年，行政和立法议会成立，人民有权选出立法议会中的6名议员。1948年，因为马来亚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导致马来亚联邦与新加坡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一状态持续了12年之久。在此之前，新加坡进步党已经成立，在此之后因为紧急状态抑制了新组织的发展，所以进步党成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政党。该政党领袖与殖民政权关系密切，他们愿意与殖民当局合作，共同促进新加坡政治构架的改革和社会的改良。

1953年底，英国政府修改新加坡的宪法，赋予了新加坡更大程度的自治权。1955年，新加坡举行大选，这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大选选举行政与立法议会会员，并成立了联合政府，大卫·马绍尔成为首任首席部长。但在他执政期间，发生了多次工人暴乱。一年后，在与殖民当局关于新加坡完全自治的想法谈判破裂后，马绍尔辞职，由劳工部长林有福接任。1957年3月，林有福率领代表团在伦敦与英国当局成功达成协议，1958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并得到了更多的自治权力。

1959年，新加坡再次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得43票，成为最大党，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李光耀当选为首任总理。至此，一场由殖民当局推动，人民行动党“助攻”的自治之旅终于完美落幕，新加坡人的政治觉悟开始崛起，新加坡走上了自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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