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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璀璨的文明（第10页）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流芳百世？无外乎爱与希望。爱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热情；希望是对善良人性的呼唤。纳吉布·马哈富兹，都做到了，所以他可以称得起“伟大”。

开罗纳吉布·马哈富兹雕像

◎“三部曲”造就的伟大作家

跟中国的巴金一样，纳吉布·马哈富兹也是靠“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为世界熟知。这三部小说的名字都是他熟知的三条街道，里面遍布埃及开罗最普通的市井百姓。这些人经历了1919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热潮，在民族独立和谋生之间选择与周旋，最终庞大的民族情怀战胜了所有个人利益。这是纳吉布真正走向国宝级作家的根本原因——热爱民族文化，倡导民族独立，对国家复兴寄予殷切的希望。

纳吉布对于笔下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因为他就诞生和成长在民族独立斗争最为激烈的年代。他的父亲是开罗的一位官员，纳吉布的生活不存在温饱问题，但并不代表他不能理解人间疾苦。相反，相对舒适的环境让他接触到更多先进的文化，对民主、独立有更为清醒的认知。他比任何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希望做些什么来宣泄这种澎湃的情怀。于是他开始写小说，通过一个个普通的人物生活来勾勒民族斗争的群像。

第一部小说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他进入埃及的教育部工作不久。小说的时代背景放在了法鲁克国王统治埃及的时期，那时的埃及从辉煌慢慢步入半殖民地的状态，令人心酸的同时又展现给世人埃及曾经的辉煌模样。他希望人们牢记这样的辉煌，这将是为民族斗争的源泉。

20世纪40年代，纳吉布着手创作三部曲，并由此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然而他真正被更多人知晓却是1959年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不是作为作家，而是作为新闻里的头条人物。这部著作涉及到了许多宗教的灵魂人物，比如摩西、穆罕默德、耶稣。埃及保守的伊斯兰教徒认为这是对神灵的亵渎，于是抨击纳吉布，并呼吁相关部门禁止这本书刊登和印刷。时至今日，这本小说都无法在埃及用阿拉伯语进行印刷，只能找到英文版。

◎获奖，是认可，也是负担

1988年，纳吉布凭借“三部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奖的阿拉伯语作家。他被称为与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并肩的伟大作家，是“埃及的歌德”。然而这些荣耀在带来光环的同时，也带来了危险。

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一早就将他视为敌人，因为他支持以色列的和平独立。极端主义者认为他是阿拉伯世界的叛徒，理应受到惩罚。让他们更愤怒的是，西方国家竟然颁布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奖项给纳吉布。于是某个极端组织声称，要判纳吉布死刑。

1994年，纳吉布遭到暗杀，所幸没有得逞。从此之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失去了自由。可他依旧坚持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倡导国家和宗教分开。

2006年，95岁的纳吉布去世。后人说他“是埃及伟大的儿子，是完整领悟了语言真谛的爱国者”。

“埃及之光”尤瑟夫·夏因

我还很年轻，只有82岁而已，我希望可以永不停歇地干自己的工作，最好再干10年，也许这可以让自己变得略微老些。

——尤瑟夫·夏因

◎尤瑟夫·夏因的电影目光

1926年1月5日，尤瑟夫·夏因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出生。此时的埃及，刚刚从英国统治中独立，如同一个新生儿，步履维艰，无法完全脱离英国的掌控。而亚历山大，埃及最大的港口城市，如同这个国家的双臂，拥抱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文明。欧洲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融合，都集中体现在了亚历山大。这样的成长环境，或许是尤瑟夫·夏因在影像世界中特立独行的根源之一。

然而年少的尤瑟夫·夏因，并没有打算用镜头来阐述思想，只是单纯地想成为一名演员。于是在21岁时，他来到洛杉矶电影学院，为演员梦努力。可当他接触到摄影机，才惊觉，原来透过35mm的镜头看世界竟然要比当演员更有趣。就这样，他决定当一名导演。

1986年的尤瑟夫·夏因

回到埃及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拍摄了《阿门爸爸》——一部将父子亲情和埃及社会现状相结合的电影。这让他第一次成为影像世界关注的焦点，几乎是一炮而红。在此之后，夏因成为用电影解剖埃及社会的代名词，之后的所有努力与尝试都与此有关。

1978年，在锤炼多年之后，夏因用一部《为什么是亚历山大》向世界展示了20世纪40年代的亚历山大港经历的屈辱与辉煌，说尽了时局变幻和世道人心。凭借这部电影，他拿下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银熊奖，他在电影圈内的地位已然牢不可破。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他继续残酷地揭露埃及的社会百态，甚至不惜与政府为敌。1984年，他执着地公映了一部被政府禁止的影片，结果被送进了监牢。即便如此，创作的信念也没有被击垮。出狱之后，他接连创作了《永远的亚历山大》《命运》等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1996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将终身成就奖颁给他。这意味着，尤瑟夫·夏因这个名字，是埃及电影中的一座里程碑，是世界电影历史教科书中的一个典范。未来会有无数人向尤瑟夫·夏因看齐，沿着他的足迹，继续他的梦想和事业。

◎也有轻松的时刻

毫无疑问，尤瑟夫·夏因本身就跟沉重联系在一起，他习惯拿着镜头当手术刀，一刀刀割开埃及的基层社会，暴露更多的社会问题，像是贫穷、宗教冲突、政策缺失、人心险恶。这样的电影多达40多部。

宗教，这是在他电影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他的父亲是黎巴嫩人，他的母亲有一部分希腊人的血统，他的亚历山大是多种宗教在抗衡，他自己是基督教徒。宗教多元化让他非常反感宗教极端主义。于是在他的电影里，时常看到对极端主义的针砭，比如在《命运》中，他刻画了一个被安达鲁斯伊斯兰王国的极端主义者迫害的穆斯林哲学家，毫不掩饰地将矛头对准了极端主义者。

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严苛又气愤的夏因，竟然也拍摄过轻松的电影。2001年，他拍摄了电影《亲爱的，好戏上场》，讲述了一位能歌善舞的女明星，在浮华背后倍感寂寞的故事。

寂寞的女明星，对爱情有着强烈期盼，所以几乎是来者不拒，根本不考虑那个向她示爱的男人是否真的爱她。她会迅速陷入爱河，为此可以抛弃功名利禄，远离朋友、世俗。然而那个口口声声说爱她的男人，看中的只有金钱而已。夏因在抨击拜金主义，却没有宗教冲突、民族大义，只是轻松地演绎了一场载歌载舞、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

2008年，82岁的尤瑟夫·夏因患病去世。人们用“埃及之光”来称呼他，不仅因为他在国际上的地位给了埃及人荣耀，更因为他在有生之年，都在用镜头指引这个社会看清黑暗，寻找光明。

1970年，报纸上的尤瑟夫·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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